巢宗祺：关于语文课程改革主要内容的思考

【简介】

巢宗祺，1944年生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国家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组长。主要讲授现代汉语、文化人类学、语言调查方法等。已发表的论文有《语文高考的导向作用》《汉语语法构造的跨层次相似性》《汉语亲属称谓的文化透视》《马氏文通语法模型试析》《吴语里与普通话“给”相对应的词》《粤闽湘赣客家等方言及书面材料里和普通话“给”“和”相对应的词》等。已出版的专著有《从排瑶语言看瑶壮关系》《排瑶语言概况》《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问题》等，参与研制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。

一、课程内容的调整

要认识语文课程的功能特征。“工具性”与“人文性”价值并重。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如学生读一篇文章，能读到什么？有什么收获？我回忆上学的时候，语文基础是在小学打下的。我给你们布置的作业题是《我学习语文的经验与教训》或者《回忆我的语文学习经历》。十年前对语文教学的批判，历时两年。大家争论的话说的差不多了，教育部要组织一些人重新修订教学大纲。要我主持《语文课程标准》的修订，当组长，参与人员由我选定。我是研究语言学的，不是搞课程的。有一名硕士生要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，以为我是研究语文课程论的。我说我不太懂，他特地打电话问我，你不懂，怎么要你主持课程标准的研制？我说，你问教育部去。其实不然。我是根据我做学生的体验，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，通过回忆、思考，来讨论《课程标准》的。

第二个根据是我当中学教师的经验。我大学本科毕业后，到中学教英语。后来改教语文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忆自己的经验。

这些经验汇集起来，首先是读书。原因有二。当初我上学的时候，教材不好，里面充斥的全是政治材料。高中教材尤其差。初中语文分《汉语》、《文学》，不瞒大家说，《汉语》我是从来不看，但六本《文学》我是翻烂了的。尽管现在我在大学教语言学，是语言学的博导。我最喜欢读的是《文学》课本上的小说和古代诗歌。所以我们认为，学习语文的第一要务是读书，包括阅读和速读。而读书主要是小学期间，我小学三年级读《三国演义》。老师搞了一个图书角，要同学们将自己的书也带到班级来，还让我第一个选书，同学们都很羡慕我，认为我选的书是最好的。那是一本《失街亭》，看完以后，因为想知道之前之后发生的故事，于是想方设法去找《三国演义》的书或连环画。到了夏天，我给村里人讲三国故事。这样就扩大了识字量，增强了语感，又提高了表达能力。尽管我很多字不认识，将“庞统”读成“龙统”。而那是影响我一辈子的事，也许老师只是无心做的。讨论《课程标准》时，大家主张《三国演义》放在高中，《西游记》和《水浒传》放到初中。我到初中，在课本上读到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》，于是去找《水浒传》读。当时完全是凭兴趣，还不知道这就是学语文，以为只有在语文课堂上才能学到语文。但实际上，我从读书里获取的语文知识和能力远远超过课堂上。我读小说，于是崇拜关羽，讲义气。这就是人文性价值。一方面是作品中传递出来的，另一方面是个人爱好的东西，两者结合，就是“人文性”。就是将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人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人、文明的人、社会化的人，这就是人文性。人文性的第一个含义是文明性、社会性；第二个含义是人性。西方强调过神性，后来再强调人性，两者结合。现在有些老师上课，上半节课是工具性，下半节课是人文性，这是瞎胡闹。割裂而非联系。我的高中语文老师，经常从课文中申发出去，讲一些文学评论、作家掌故，于是我对文学评论感兴趣，去读一些文学评论类的书。读书就是对话，跟小说里的人物对话，读了文学评论，对小说故事不满意了，就是跟作者对话，跟评论家对话。

我的一个失误是背书太少，小学 、初中贪玩，没有积累，高中再背就晚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就是那种教育的受害者。我自己与老一辈的学者的差异就是背书太少。

“工具性”与“人文性”如何把握？

工具性是练出来的，有人劝酒的本事很高，总能劝你把酒喝掉。这种语言能力就是训练出来的。而且是不知不觉地训练出来的。

要控制阅读材料的人文性。2001年《课程标准》颁布，其中有推荐书目。有专家称，要让学生自己选书读。这是要出事的。一定要给学生最好、最典范的语言材料。让学生体验也要有度。要控制学生讨论的话题。

内容的调整要考虑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，要体现社会进步对语文课程的要求。不能总停滞在五、六十年代的水平上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传统，另一方面要与三个面向相统一。

二、要强调语文积累

我们正在做国家语文水平考试。许多西方国家都有。考虑要有听说读写，但听说读写是水面以上的，水面以下看不到的冰山是积累和语言内部机制。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高低很重要的是靠积累。

九十年代，我见到一名高中学生，他数理化英语都很好，就是语文不好，尤其是作文不好，他问我能不能教给他一个作文公式。我知道现在很多语文老师在教学生作文公式。开头如何如何，中间如何如何，结尾如何如何。有老师教学生作文开头用“屈原向我们走来……”然后如何绕到作文题上去，本事很大。但这是要掩饰学生的作文真实水平，最终是要露馅的。有一个教研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，一位语文老师水平很差，每次上课前都要问别的老师怎么上，然后在自己的课堂上批发给学生。但是他每次课上到一半就把准备的内容讲完了，没话讲了，于是只好让学生读书。老师就督促学生读书。天天如此，课课如此。结果很奇怪，他教的班级学生高考成绩一直名列全校第一。很多老师都气愤、不解。我认为可能原因有二：一是他讲的全是重点，因为他不会延伸拓展；第二，他让学生读书，积累了语感。

语文积累，要积累什么？语言、范例、知识、经验等。首先是语言。其次是范例。古人下笔千言，立马可待，范例的作用。第三是知识，语言运用的知识，如何使语言准确、生动、形象、得体。探究性作业，我选两个词：亲密无间、相敬如宾。前者没有距离，后者保持距离。语言如何得体？就是距离恰当。知识离不开素材。第四是经验，知识与经验结合才好。

如何加强积累？阅读、诵读、实践。积累还要靠笔记。要让学生经常看一看笔记。语言的掌握有领会式，也有复用式。看别人的文章用了很多词，自己复用的词汇量少，老师要鼓励学生将这些词用到自己的文章里来。一个词用过两三次之后才是自己的。还要讲讲诵读的作用。诵读是重要的积累手段。书读百篇，其义自见。这是聪明的办法。诵读不仅储存语言材料（第一），还“塑造”语言模型（第二），形成和强化语言反应机制（第三，如播音员对到手的语言材料的反应），受到情感、审美、文化的熏陶（第四）。国家语委要搞一个中华诵读，一个人能熟背二百首古诗，他走到哪儿都是中国人。我到韩国首尔讲学，正好遇到韩国血统美国国籍的一名学生枪杀人的事发生，韩国有理性，向美国家属道歉，美国被害人家属也向韩国人表示原谅，这是宽容。学习语言也受到该民族文化的熏陶。

关于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。目前，有教研员质疑，传统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还需不需要？我反问，中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什么？他心目中的语文优良传统是字词句篇语修逻文，我说不对，应该是读书。几十年下来，放弃了读书，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。司马迁、曹雪芹知道语法吗？但他们写出了最典范的文章。我不是说语法没用，我就是研究语法的，要看什么时候有用。孩子们天天吃脑白金，营养能好吗？营养不良呀！所谓的科学化是害人的。吕叔湘先生说，一个人发现一个句子有语病，主要是靠语感。句子顺口，就是语法得当。有些人凭语法写成的文章，反而不顺口，不流畅。

三、语文课程中的“感性学习”和“理性学习”

有人把中学语文做成大学语言学的中学版，这就是语文教学中的学科本位、过度理性化的倾向。

有一次，我到上海一所学校，校长向我介绍一位研究生学历的老师，他是语文教研组长，他向我介绍，小学生要掌握语汇意义，初中生要掌握语法意义，高中生要掌握语用意义。如何掌握呢？就是让他们背定义。这是不讲理的教学法，我找一个最简单的词，你也未必能解释这个词的意思。什么叫书？什么叫走？什么叫痛苦？解释不出来就要罚抄。什么叫“蘸”？就是用一根小木棒放到液体里轻轻一沾就拿出来。如果这样解释，那么我要问，什么是木棒？什么是液体？什么叫“轻轻一沾”？这是词典编写者的事。要让学生掌握吗？把词典上的字的意思背出来叫语文吗？我真想把那些教师集中起来，让他们来解释“书”、“走”的意思。

我们要研究儿童学习语文的特征。一位研究者研究4岁小孩的语言发展，小孩说“勇敢”就是“打针不哭”，实际上词汇意义（打针不哭）、语用意义（褒义词）都有了，而且是在特定的语境里的。下一次，如果孩子跌跤了，想到“勇敢”，这个词的意义就丰富起来了，上一次是形容词，这一次是动词，语法意义就有了。这样学“勇敢”多有意思。词典上对“勇敢”的解释是“不怕危险和困难，有胆量”，全中国人都不会去研究“勇敢”的词典义，但都会用呀。有没有这个说法，通不通，这是按语感来说的，而不是按语法来说。语感是感性的。语文教学中要讲究“品味”，就是要品呀。用身体上的感觉器官，去感觉、体验。孩子年幼的时期，没有感性培养，过了这个年龄，就培养不出来了。孩子为什么喜欢吃糖？因为糖给小孩带来幸福感；年轻人喜欢吃酸，因为酸让人感觉生活的五味俱全；中年人喜欢喝茶，因为茶给人带来沧桑感。除了法国香水品味师，大多数成人的感觉器官是要退化的。让孩子早熟，就是让孩子早死。让孩子进入文本，跟作者一起编故事，这就是创作，就是想像力的培养。我到中学时看到一本《水浒人物论》，读过这本书后，就过早地理性化了。我认为，观察不是第一步，体验、感受才是第一位的。让学生进入文本体验、感受最重要。观察、分析是理性的。过早地让学生观察、分析课文，是不当的。现在看到电视上孩子接受采访，说的话都不可爱。

在“解放感觉”、“培养感觉”的基础上，随着学生思维的发展，逐步增强理性思维培养的力度。到高中阶段，才可以开始用梳理的方式，让学生自己来归纳知识。香港一位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跟我说过一个案例，高中时候，每节课，老师要让学生记住五个成语。到了高三，老师让学生把这些词语按结构进行分类，联合的、偏正的……有些词学生搞不清楚，如“开门见山”不是联合而是连动。老师适当指导。然后再让学生做相似性分类。这样做过几次后，语法就清楚了，这是学生自己发现的，不是老师告诉的。文言实词、虚词的知识也丰富了。我想说明的是，知识要让学生自己梳理发现，要让学生自己建构知识体系。不是老师告诉学生死记硬背出来的。建构是过程，记忆是结果。那个4岁孩子对“勇敢”的认识是准知识、前知识，后来再建构自己的知识。至于系统的理性的知识，那是老师自己应该做的事。

四、加强综合的学习

过去我们常常把语文分解成一个一个的知识点，“一课一得，得得相连”（这本身是好的，但有人一用就走样了），希望能一个一个地在课堂上解决语文知识的教学。其实，语文也是综合课程（如小学初中的科学课、艺术课）。以往过度追求单一目标、线性序列而产生的缺陷----看似“科学”，实质繁琐、高消耗低效率。过去我曾主张小学老师进修，读高学历。现在看来是错误的。现在的小学教师不像当初的中师毕业生。现在我们培养的小学老师像大学老师一样，只会讲，不会唱歌、弹拉、写字……这实际上是走了错路。

所以要内容综合，目标综合，方法综合，功能综合。有一名教师做一个“桥”主题的综合性学习，其中涉及到“桥”的多方面知识，但语文性弱了。如果从《中国石拱桥》开始，让学生学会说明、议论、描写，学生的收获也是多方面的，但语文的收获最大。

有人问我写作教学的序列，两个星期抓选材、两个星期抓立意……可以设计目标，但要知道，实际上语文是多方面整合的。吕叔湘先生说，语文教学像农业而不像工业。过去我们总想语文教学工业化，汽车可以先装这个，后装那个；但一棵树先长什么？小孩生下来先长鼻子还是先长耳朵？小孩出生后，有一段时间语言学习是停滞的。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学字，每天都有进步，能认多少字；但认到2000字左右时，又停滞了，因为他在阅读上增长，不是在显性的认字上增长。小孩长到十七八岁时，我们不再为他在墙上画线标高了，但他还在长，长在内部心智。语言学习也是这样。语文阅读、语文实践，这是新课程的关键。就是要让学生积累，只有积累到一定时期，才能产生质变。

五、建立语文课堂“三个维度”的模型

我上学的时候，语文高考，理科只考作文，文科还要考语文知识。80年代以前，语文教育的模型是知识传授；80年代末，能力训练模型取代之；现在则是素养养成。语文课程的核心概念是语文素养。学生整体素质在语文学科中的体现，就是语文素养。要抓住语文学习的核心知识。语文课程的模型，从一维到三维，包括知识与能力、过程与方法、情感态度与价值观。

六、倡导新的学习方式

这次课程改革是适应社会的发展的，我们是九十年代开始研究，直到二十世纪初发布，与此同时，有的国家已进行过两次课改了。培养高素质人才、创新型人才，是当前教育的紧迫任务。

为什么我们要搞课程改革？为什么叫课程改革而不叫教育改革？

先讲第二个问题。以前是国家统一课程。只有教育部有权设定课程计划。我写过一篇文章，《走出麦当劳式的思维》，标准化，服务、设计、原料、食品……一切统一，培养出的是全国统一的人才。其问题一是同质化、二是标准化。人与人间的差异被抹杀了，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的需求被掩盖了。所以，这一次要改课程，叫课程改革。允许多种教材并存，一纲多本。

关于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要搞课程改革？主要是要适应培养高素质、创新型人才的需求。当然还要培养劳动者。最近很多外资企业因为中国劳动者的成本提高，想转移到其他地区，但是发现其他地区的劳动者素质不如中国价廉物美。当然，高素质的劳动者也有，如德国、日本、韩国，都比中国高，但是价格不菲。

国际竞争的加剧，主要靠人才竞争。美国曾担心日本会全面超越美国，于是化了大量人力、资金到日本做了两年的调查，结论是日本不可能超越美国。原因是日本在传统制造业上已经发展到极致，但美国已有英特尔等新兴产业产生，必将引领世界走新的发展道路。果然，美国的信息产业引发了世界的新一轮发展。

中国已经错过了很多机遇，不能再错过世界的新一轮发展机遇。否则，中国人永远给别人打工。做到白领又怎样？高级打工者而已。应该做老板。要培养高素质人才，但高素质人才不只是高科技人才，还应该是高情感人才。还要有好的心理素质。现代社会讲究个性，流水线的思维方式不行了，信息化社会，吃、穿都信息化了。面对这样的社会，既要高度的个性化，又有高度的竞争性。所以，我们要培养高素质人才，还要全面发展。

所以，我们要改变过去单一接受学习的方式。培养探究意识、探究习惯和探究能力。有一位北京的语文特级教师说，语文不要创新、探究了。我告诉他，语文也要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、探究能力。语文课程也应该重视“发现、创新”。但是，如何做，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很重要。

七、探索语文教育的特点

第一，是人文性的特点。所以至少要把握两个方面，一是课文材料要精心选择，因为它会影响学生的思想，要选“含金量”最高的文本。有人说“教材无非是个例子”，拿着这句话，随意选文，对课文随意处置。这是一个误区。过去《古文观止》、《昭明文选》等的编选标准是什么？我看首先是学语文之必需读的文章，其次是最好的语文材料。其水平就在于编选者眼光独到。现在有的语文课本，选文不长，但前有阅读提示，后有练习题，文字量远超过课文。让学生读这些二流三流的文字，来代替一流的正文，怎么可以？二是要重视学生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体验。要鼓励学生独特的感受。

第二，是实践性的特点。把语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对比，语文学科有主观性、具体性、模糊性。同样是人文学科，把语文同历史学科比较，语文学科有应用性、实践性。

第三，母语教育的特点。我们把语文与外语学科比较，语文有母语教育的特点。过去我们向外语教学学习，故意把语文陌生化。我在广州，有一位老师教美国留学生汉语，教他们语法，他们不懂。后来我跟他们熟了，就教他们英语语法，他们感到很有意思。他们在本国学英语时没有学过语法。西方很早时有拉丁语的语法学校。但学母语不学语法。母语教学与外语教学不一样。

第四，汉语言文字的特点。学英语，26个字母，一个星期就够了。汉字，够吗？现在我们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掌握3500字。我在苏北发现，那里的学生读英语有一个特点，好像是受当地方言影响。于是我学习当地的方言，然后对照《新华字典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比较差异。《新华字典》我从头到尾读了两遍。后来，我专门做过一个研究报告。现在学生握笔姿势错误。过去练字，手上如端一碗水，要平，还要练腕力。当然外语也有书法，但不像汉字这样讲究书法。我教的那几个美国人，有一次把“达到”分开来理解，查词典寻找“达”的意思。汉字书写是不讲究分词连写的，而拼音文字的书写是讲究分词连写的。有一个词“谢幕”，谢什么？是幕吗？是动宾结构呀。还有一个词“卖钱”，卖什么？是钱吗？掌握了汉语语法，就行了吗？

所以，我们要重新认识“语文教育科学化”问题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，但是，我们可能是一场空。因为我们参照的是现在的自然科学模型，客观性、精确性，把这些东西移植到语文上来，搞科学化、序列化，认识上出了问题，做法上也出了问题。

黑箱法（如中医，凭感觉、经验）、白箱法（如西医，什么都要弄清楚）、灰箱方法并用。老中医，一把脉，看出几百种脉像，什么病都搞清楚了；而且往往头痛医脚。现在的中医，进去以后用听筒，看化验单，只会头痛医头，把传统中医的东西都弄丢了。现在有人抵毁中医，说是伪科学，影响很坏。我认为中医是前科学。但西医也未必能进入科学的殿堂。生物学进入科学殿堂还只有百年的历史。还有人文学科，也还不能算是科学。语文教育的科学化的提法值得警惕。吕叔湘先生1978年提出语文教学的问题在于“少慢差废”。有道理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；另一方面，人与人之间有差异，我们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法，如何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？培养多元人才》焦裕录当年种梧桐，这种树有什么用？海南的花梨木，要五十年才成材，有用。还有紫檀木，要百年才成材，但寸木寸金。道理一样。

八、重视语文教育在文化心理建设中的作用

我们在制定《课程标准》之前，要做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》。有专家提出，要缩减语文的课时。还跟我打招呼，要我不要生气。我是少数派。

我现在谈谈语文教育在文化心理建设中的作用。我到安徽去，看到高速公路上有人骑自行车，有人在悠闲地散步。在内地某地宾馆旁的小街上，有人在晒太阳，有人在打牌，有人在聊天，真悠闲呀。据说，昆明以前的警察早上10点钟起来第一件事是敲人家的门：“可以开门营业了！”据说，要是空中找不到成都，只要去寻麻将声最大的地方，成都人都在打麻将。像我们，整天被鞭子抽着一样忙碌。这是地方的文化心理。日本人提出，“设备----技术----文化心理”是一条路，看起来见效快，但不长远。而“文化心理----技术----设备”的建设道路，见效慢，但更长远。我们语文课在建设社会文化心理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更有优势，更有作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