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友嫣嫣在儿子佑佑3个月大的时候就和丈夫离婚了，在孩子两岁时决定赴英国留学，当时我很难理解她的举动，嫣嫣坚定地说：“离婚让我懂得独立的重要。”

前年，已上小学四年级的佑佑转学来到我所在的学校，说心里话，我对这个孩子既同情又担心，因此，我还多次拜托佑佑的班主任对他多加关照。有一次，我碰到佑佑的班主任，还没张口，对方就说：“你对佑佑了解吗？”

我一下愕然，以为孩子出了什么事情。班主任老师说，前几天，我们要求学生介绍自己的家庭，课前我对佑佑说：“你如果觉得不方便，可以不用介绍。”谁知他坚决地说：“您不用照顾我。”结果发言时他非常自然地讲道：“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，所以我不记得爸爸的样子，但我有一个了不起的外公，我觉得他就是男子汉……”班主任老师顿了顿说，“像佑佑这样懂事的孩子真是难得呀！”

后来，我去佑佑的教室，发现墙上贴的评比表，佑佑各项都是全班最好的。可以说，佑佑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对单亲孩子的看法，我时常会想：这是为什么呢？不久前我读了《亲爱的汉修先生》，读着鲍雷伊的成长历程，我总会不知不觉地把佑佑的影像和鲍雷伊重叠起来。

鲍雷伊也是一个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同样是转学来到一所新学校，他普通极了，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“我只是个很普通的男生。学校老师并不认为我是超常生或有特殊才艺，我也不像学校里其他人那么喜欢踢足球。我不算笨就是了……班上按照高矮排队时，我的位置在中间，我想您可以说我是全班最中等的人。”这样一个没有特点的孩子是无法引人注目的，也许只有在别人扫视的“余光”中才会被看到。其实，越是那些平常被我们忽视的孩子，越可能让人意外。当老师的都知道这句“行话”——抓两头，带中间。也就是说中间的学生你不用怎么管，他自然会“随大流”，可正是因为和这些孩子交流得少，他们的想法我们很少洞察，所以很容易忽视对他们的帮助，而他们又往往喜欢自己“拿主意”，可想而知结果会怎样。就如鲍雷伊对待“失窃的午餐”这件事的做法，他想尽各种办法解决，但都失败了，后来要不是法兰德林先生及时制止，鲍雷伊真的会做出“给自己惹麻烦”的事情来。

从另一方面讲，鲍雷伊也是十分幸运的，因为在作家汉修先生的指点和妈妈的帮助下，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和宣泄的方式———记日记。在记录的同时，鲍雷伊开始学会自省和审视，在读者的惊喜中，鲍雷伊在一点点地成长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班里的班报，我总会辟出一块地方起名叫“希望、抱歉、遗憾、苦恼”，让学生随时可以把跟这4个词有关的情绪事件不署名地写在即时帖上，然后贴在班报上，孩子们都特别地踊跃，读着花花绿绿纸条上的内容，我会觉得有意思极了。比如：有的孩子被虫牙折磨得痛不欲生；有的因为总坐在第一排而怨声载道……而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读这些内容不仅有趣，还会发现“难兄难弟”，就像鲍雷伊最终发现的那样——“原来并不是只有我的午餐被偷过，每个同学都说他们也想要一个装有警报器的午餐盒，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午餐袋里其实没什么好东西的人。”心中一旦释然，还需要办法吗？我还知道有的老师在班里搞“接力日记”，就是几个好朋友组成一组，大家在一个日记本上轮流写日记，这样做，孩子们不但交流了想法，还能彼此鼓励和安慰。

也许是成人的原因，读这本书时，我特别留意对鲍雷伊周围成年人的描写。我发现，对于这样一个“余光”中的孩子，无论是妈妈、法兰德林先生，还是汉修先生、学校图书馆员……也同样是在用“余光”看他，不！更准确的说法是用“余光”关注他，大家就像商量好的一样，小心翼翼地，表面上看不出什么，但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给以最自然的帮助，仿佛唯恐吵醒一棵即将发芽的小种子。就如鲍雷伊的母亲，对于自己的婚姻表现得既坦诚又自然，所以才化解了鲍雷伊的自卑与焦虑。

还有对法兰德林先生的描写：“法兰德林先生问我愿不愿意每天早点儿到学校帮他升旗，还告诉我不要再倒退着走路了，因为他一看见我这样走就紧张”。在这么简单的语言背后，我们仿佛看到法兰德林先生担忧的目光，但他没有直接表达出来，而是在“无意间”流露出自己的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有他的难言之隐，这是不能说的。多么善良与智慧的人呀！反思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师对待单亲家庭的孩子，看似关心，其实是在不断地“强调”他们特殊的身份，这么做无外乎几种情况：被佑佑那样倔强的孩子拒绝；或者让孩子更加自哀自怜；还可能成为索取的理由；甚至是更大的伤害。其实，从我接触的单亲孩子来看，不是个个都像“小白菜”那样可怜，有些重组家庭的孩子甚至觉得自己得到了双份的父爱或母爱。

　　那么，这些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是一视同仁，是不露声色的帮助，是对成长的等待。希望“余光”中的孩子被“余光”所注视，但却是悄悄地……